科学家绘制出脑前额叶发育单细胞图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序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发展成熟最为重要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主导并发展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由一系列具有自主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机构成，如“两不愁三保障”“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五级书记抓扶贫”“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在本体论层面阐明了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政治性，在价值论层面彰显着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人民性，在实践论层面探索出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规律性。

深刻认识贫困本质属性，在本体论层面阐明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政治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贫困是与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内在联系。最早涉及贫困问题的西方学者卢梭将私有制导致的不平等视为贫困的根源。贫困，在本质属性上，并非饥饿问题、营养问题、收入高低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社会制度的核心问题。唯有通过阶级革命，建立具有制度优势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消除贫困。从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与西方国家反贫困之间的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解决一个落后农业国因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形成的贫困问题。

制度上的优越性使得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肩负着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的政治使命，党的政治承诺是反贫困最难得的政治资源。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依旧形势严峻，没有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不可能在7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消除绝对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只有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根据2011年新的国家扶贫标准，12238万人被纳入扶贫对象。我们在口述资料的实地采集中，真切地认识到，不仅扶贫标准不断提高，贫困人口不减反增，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在最难攻克的深度贫困堡垒之内，加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严峻挑战。可以说，没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和政治智慧，没有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将摆脱贫困视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就不可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深刻领悟脱贫价值精髓，在价值论层面彰显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人民性。消除绝对贫困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消除绝对贫困是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穷人是反贫困事业的主体还是客体，都涉及反贫困的基本价值立场问题。自人类踏入工业社会以来，各国反贫困实践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之源，涵盖了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社会学、发展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还产生了阿马蒂亚·森、阿比吉特·班纳吉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外学者的研究将贫困归因于个体因素（如懒惰、缺乏道德、生理缺陷、穷人思维）、结构因素（如制度因素导致的福利缺失、权利和机会缺失）、文化因素（如贫困文化或贫困陷阱）等。从英国的“旧、新济贫法”到美国的“向贫困宣战”，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到世界银行的“反贫困报告”，不同国家和国际机构实施的一系列反贫困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管是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有10%左右的社会底层群体。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主张在价值取向上也有明显差异。“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患寡而患不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无一不体现了均富济贫、小康与大同、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彰显其显著的人民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都是要彻底解决最后的10%的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在口述资料采集过程中，我们发现，脱贫摘帽不仅解决了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生存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更是从深层次解决了穷人作为人的尊严问题，以及向现代生活转型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变革。第一次刷牙、洗澡、照镜子，第一次用卫生马桶、住干净居所，“光棍”得以娶到老婆，妇女能够到医院分娩等等，穷人有了现代的时间、财产和金融观念，人口较少民族找回了身份自信和文化自信，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打赢脱贫攻坚战，更是一场全民战役。穷人不是反贫困事业的客体，被动受援。恰恰相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扶志扶智相结合，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做群众工作，形成向上向善的带动力量，激发起群众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战拉近了干群关系，党政领导干部与贫困群体形成密切互动，引发情感共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深嵌于基层社会的善治之中。

深刻把握脱贫实践逻辑，在实践论层面探索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规律性。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一个落后农业国因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形成的贫困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唯有立足我国国情，在实践中全面把握脱贫的实践逻辑，不断探索反贫困事业的规律性。从解决普遍性贫困、广泛性贫困问题，到解决转型期贫困问题，再到解决区域性贫困、结构性贫困问题，最后到瞄准深度性贫困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与时俱进，认真研究并实施符合国情的反贫困战略。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和初级教育的普及，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实施大规模、规范化、常态化的扶贫开发，都在超大规模时空尺度上重新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的匹配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拓展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新实践，更加有效地发挥了不同机制综合治理的作用，对消除绝对贫困起到决定性作用。党建机制，构建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了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大格局，还将党支部建得好不好列为考核指标，实现了艰巨性与系统性、长期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聚人心与赢信任并举，提士气与练干部双赢。基建机制，实现了水电路气网等普惠性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务的大规模供给，清除了阻碍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在精准机制上，实行“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形成“对象—项目—资金—措施—成效”的适配闭环。在协作机制上，发挥定点帮扶、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等的帮扶作用，通过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等方式，协助欠发达地区摆脱制约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在价值实现机制上，深挖贫困地区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此外，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入，打造永不离开的乡村人才队伍，注重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所蕴含的贫困本体论、脱贫价值论、脱贫实践论，构成了内在关联、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贫困本体论揭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政治属性，脱贫价值论彰显出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人民主体性，脱贫实践论凝练了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阶段性特征和若干规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进一步彰显其中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精神，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责编：黄宇琪、林燕)